中国生态环境法典为全球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

   　今年的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世界上首部对一国生态环境立法作出系统整合的法典，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许多国家，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法律分散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专业术语与制度工具之间往往缺乏协调。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是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使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多年来，我从事欧洲环境法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德国相关法律的起草工作，在环境法领域积累了一定经验。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安排下，我曾多次在柏林和北京与负责起草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工作组专家会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环境法典编纂国际研讨会，并在武汉大学就相关话题发表了演讲。通过与中国同行交流，我有幸了解到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起草过程，并从欧洲视角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撰写了关于该法典编纂的专家意见书。

　　该法典的第一编“总则”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原则，即生态环境损害应当被预防，而非支付费用后即可获准排污。法典还进一步规定了公民和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的义务，并明确各级政府应当依法采取保护措施，规范权力行使。具体而言，以下制度手段尤为关键：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使各类土地的利用方式相互兼容；通过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标准来减少污染；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对具有生态环境风险的建设项目和规划开展事前研究与评估；推动公共财政向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倾斜。

　　这部法典进一步推进了法治建设。例如，它改变了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传统，赋予公民和企业一系列权利，包括公众环境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相关具体细节需在次级法规中予以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可以起诉排污者并要求赔偿。在生态环境或自然本身受到损害、但未直接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也可以对排污者提起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必要情况下也能推动主管部门采取预防措施，效果将进一步增强。

　　这些规定在第二编“污染防治”和第三编“生态保护”得到了细化。“污染防治”针对工业、农业、交通、采矿、辐射、废物和化学物质等主要源头，细化了大气、水、海洋和土壤等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针对森林、草原、湿地、河流和荒漠等不同生态系统，重点关注农业、矿产、水、渔业等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设立自然保护地和实施物种保护是其中典型的保护手段。

　　法典第四编“绿色低碳发展”最具开创性，其核心目标直指循环经济与绿色低碳转型。尽管在表述风格上，这一编的纲领性强于规制性，但它依然开创了先河，通过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组合，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法律范式。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将消费对环境与自然退化的影响纳入规制视野，展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

　　第五编“法律责任和附则”推动法典从“纸面规则”走向“现实执行”。这一编不仅通过责任追究等制度安排增强了法典的实施效力，也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执法和监督机制，并系统规定了各类违法行为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

　　通过将种类繁多且复杂的环保法律条文编纂成法典，中国生态环境法典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既有助于提高本国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也能激励更多国家开启生态环境法典化进程。该法典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绝不能为了经济增长等短期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做法值得高度赞赏，为全球生态保护注入了新动能。

　　（作者为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欧洲环境法研究中心创始人、教授）


 

编辑 | 王宇